取消“清考”制度，加强对毕业论文的管理，学分不达标的本科生要转为专科生……

近段时间关于大学各种“严出”的提倡，让不少大学生瑟瑟发抖。

11月3日，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在2018高等教育国际论坛年会上表示，大学要在学生、教师和学校整体方面实现三个“一去不复返”。

这一次的警钟，不再只是敲给学生们听了，更对高校的教师做出了相应要求：“一部分教师‘认认真真培养自己，稀里马虎培养学生’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不过，一部分教师“认认真真培养自己”的方式，却令人难以认可。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图/unsplash

“学者那么多，人人都有问题。”

2018年10月24日，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梁莹被推上风口浪尖。

据《中国青年报》当日的报道，在过去几年的时间里，梁莹发表在中国知网、万方、维普等学术期刊数据库中的120多篇论文陆续被从网上删除。

或因涉嫌抄袭，或因一稿多投，为了掩盖从前的“错误”，甚至连她自己的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在网页上都变成了“404”。

图/@南京大学

论文虽然消失了，但在这些“错误”还未被发现之前，它们着实给这位39岁的青年教授带来了诸多学术光环：

南京大学博士、北京大学优秀博士后、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后、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访问学者、2009年起在南京大学社会学院任教、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计划入选者……

除了被曝学术不端，梁莹也曾因教学态度差、课堂太水也被南京大学的学生联名举报。

据冰点周刊报道，多名学生反映，梁莹上课时经常处理私人事务、玩手机，或者直接缺席课堂，让其指导的研究生来代课。然而到了教学评估时，梁莹却要求学生给她打高分，违背者，会受到她的低分处罚。

“稀里马虎培养学生”，有失师道。图/unsplash

面对课堂，她摆出的是一副“我上一学期的课还不如去外面一次讲座，一小时好几千（元）了”的不屑，而关于学术方面的指控，她似乎也表现得不讳，“你这样查，全中国所有的人，很多教授、博导都有问题。”“如果你这样追究下去，所有中国的学者，那么多，人人都有问题了。”

大学教师发表论文数量多，不代表他们真的在“认认真真培养自己”，但这是他们晋升的不二法宝。

论文，大学老师的“生命”

梁莹东窗事发后，不少学者纷纷在第一时间与其切割。

一人出事后，便如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又避之不及，梁莹的个人职业操守一时成为众矢之的。

待到事态平息、骂声渐缓之际，梁莹口中的那些“很多都有问题的教授、博导”，似乎便能在唇亡齿寒后一阵子之后长舒一口气。而真正要害的问题——这样的学者为何能够晋升无阻，并且长时间盘踞游刃在高校、学术界，却依然被忽略了。

教书育人，老师都应以身作则。图/pexels

事实其实就像梁教授说的那样，上课一成不变念PPT、论文成果高产惊人、自高自大的教授们多了去了。若是她的嚣张气焰能压一压，上课能认真点，对学生的态度再好些，说不定风评就完全相反，变成德才兼备、良师益友了吧。

当论文发表成为衡量高校教师科研成果的最重要标准，当科研成果成为教师考核和晋升中过分重要的一环，当“高水平”的教师能转化成该学院及学校的财政支持，于是——

教学可以糊弄，论文只要发出去就行，越多越好。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很多大学生都抱怨大学课堂被“水课”充斥，大学教师以论文生产为核心，只好“稀里马虎培养学生”了。

没有停止过的改革

如何解决“学术不端”问题？解决这个难题，也许就可以解决“钱学森之问”。

《法制日报》数据显示，1997年至2017年，国内新闻媒体总计公开曝光了64起学术不端典型案例。

也是在今年10月，科技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科院和中国工程院联合发布《关于开展清理“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专项行动的通知》。

其中，教育部需重点清理的范围，就包括了学科评估、“双一流”建设、基地建设、成果奖励、人才项目等活动中涉及“四唯”的做法，并指导和督促所属高校清理内部管理中涉及“四唯”的做法。

买论文评职称的潜规则何时能终结？图/pexels

2016年，教育部颁布《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对学术不端者，施以通报批评、终止或者撤销相关科研项目、撤销学术奖励或者荣誉称号、辞退或解聘等处罚。

次年，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印发的《高校教师职称评审监管暂行办法》指出，高校教师职称评审中申报教师一旦被发现弄虚作假、学术不端等，撤销其评审聘任结果。

”改革“年年都在进行，依然有“漏网之鱼”，也依然有人抱着侥幸心理趟浑水。梁莹还是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的教授时，虽被学生吐槽课太水，也不妨碍著有100多篇论文的她，在2017年入选了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

对不起，大学不能容忍搅浑水的奇葩。图/pexels

论文，不是衡量教师水平的全部

近代中国大学的学术发展百年，当年推动学术制度化和规范化、确立教师教衔制度，力求实现“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的蔡元培先生若看到今日之学术乱象，不知心中会是怎么个滋味。

近代大学诞生以前，学术的组织化、制度化管理尚不成熟。1917年，教育部颁布《修正大学令》，是为高校教师管理体制的发端之一。直到1927年，国民政府颁布《大学教员资格条例》，正式设置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四级，这一体系沿用至今。

今昔之大学，再难同日而语。

新中国成立后，在当时的环境下，探索阶段的高等教育管理模式向苏联学习，教师被纳入了国家干部体制，政府集大学的办学者、管理者于一身。

后来，到了20世纪末，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扩大高校自主权的呼声不断加大，但与之相伴的，是大量的经济补贴涌入人才市场，各类“人才计划”、“学者工程”遍地开花，高校科研也被抬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经济发展之需对高校科研提出了高效率和加速前进的要求，教学成果与社会评价又相对难以“量化”，加上长期行政化的裹挟，大学老师们便一步一步被推上了如今这条“考核重科研业绩、轻教学成果”的攀升之路。

没有达标的论文数量、没有权威期刊或核心期刊的加持，意味着很难突破行政上的桎梏，获取更好的科研资源。由此也催生出了论文代写、专著挂名等生意，有的价格高达几万元，却仍有教师觉得“花一年工资发论文都值”。

来源：学术志

网络上不乏代发论文、专著挂名等购买项目。

这也导致严谨治学且风度翩翩的“学问家“教授，成为了当代大学的”濒危动物“。大学老师们集中精力“搞学术”，校园讲课好的老师反而越来越少。实在是让人反思，教育的本质到底是老师“搞学术”，还是老师教书育人更重要。

遥想当年，既无学位又无著作的陈寅恪被吴宓力荐进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担任导师，一度被话为奇迹。没想到将近百年后，取而代之的，是一朵朵“枝繁叶茂”却搅浑大学池中水的奇葩。

看到近期推出的一系列整治措施，有人问：接连不断的学术丑闻被曝光，买论文评职称的潜规则就要终结了吧？恐怕未必。

只要高校学术评价体制没有健全，诸多坑洼未能填修，就必然有千军万马往上挤。如此，我们都很难乐观地说出”论文评职称的潜规则就要终结“这句话。

今日作者

秋裤

编辑 | 阿明

排版 | 酷子

*未标注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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