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报。”
——约瑟夫·普利策
今天是记者节，也是立冬。这日子，像极了这帮码子人的境况。
我想讲述两位师长的故事。他们转行之后的敏感，让人回忆起“社会守夜人”的荣誉，他们早年的经历，不愧于“无冕之王”的称号。但也正是他们的离开，让人不忍思考——社会究竟会变成什么样子？
几年来写新闻的日子，让我对那些记者朋友五味杂陈。车马费，一度成了我们对媒体老师的调侃。当后来一段时间我成了人们口中的“媒体老师”时，到感觉自己更像是“媒体民工”。
市面上人们看到的新闻，至少一半都是公关稿。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由我们这种人写的。媒体，只是公关人员用来影响公众认知的渠道。
最有意思的是，2012年，《东方早报》记者简光洲发了一条“好吧，新闻已死，我先撤了，兄弟们珍重”的微博。这位“三鹿奶粉”的首位报道者，已做了十年的记者，后来加盟了一家公关公司。
但我依旧敬佩那些老记者，比如我大学时的郭老师，以及在喜马拉雅时的主编。
01
他们，是一个社会的守夜人
郭老师早年是一位摄影记者，中年转行，当了大学老师。
他的课从来都得靠抢，我也是有幸，选修了他所开设的全部课程。
即使不再从业多年，郭老师还是保持着每天早晨看世界各大媒体头版头条的习惯。同样，不管他开什么课，上课第一件事，总是带着学生一起看他精选的各种头版头条，并解析新闻图片，甚至是点评新闻。
有一次，郭老师将一篇关于重庆的报道放在了第一个。那时候，“唱红歌”流行于全国，许多人渐渐习以为常，甚至以为只是一阵风。而老师指着那张满屏红旗的照片，问我们：你们看到这个照片想到了什么？
全场一片寂静，人们一时无法从记忆中摘取任何有效的信息。
随后老师点开了PPT的第二页，一张Wen Ge时期的照片，说：像不像？
现场像是有人往平静的池塘扔去一块石头，一片嘈杂声。
老师之后讲述了一些央视不让播，微信得删文的话语，比如重蹈覆辙、某某某人要干嘛之类。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老师是正确的。他以一位记者的敏感，捕捉到了事情背后发生的动机，警示了他的学生。同样，探寻事件背后的规律，是每一个从业者必备的素养。
在一趟他的新闻摄影课上，一张国外某知名媒体对3·14事件的新闻照片被放送在我们的眼前，在我们看了半天之后，他又默默的将那张照片的完整版放了出来。嗯，就是那个“喇嘛被打”的照片。
他说：新闻报道的角度会影响受众对于事情的认知，一名记者最重要的是讲述事情的真相。
然而，这种最淳朴的新闻理想，现在已经越来越难以容忍。
无论哪个国家，每个传媒组织背后都会有一只巨大的手在掌控，难越红线。面对传播渠道的日益增多，新闻机构再也无法垄断传播，甚至在市场上难以再有竞争力。毕竟，媒体也是要恰饭的。
所以，像是凤凰网、青岛新闻网、界面等等脱胎于传统媒体机构的组织，除了换了个地方发文，也开始做起了内容代理的买卖。
态度先于真相，这不仅仅是自媒体的求生之道，更是媒体的转型之路。算法，让人看到自己喜欢看的内容，不断强化曾经的观念。
在这个后真相时代，许多人已经不知道该信什么了。
02
他们，才是无冕之王
我从来没有问郭老师为什么要离开媒体。直到后来我在公关公司里遇到许多媒体里出来的同事，才知道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记者离开了报社：经济原因、舆论环境、市场环境、传统媒体的体制问题。
但直到，我在喜马遇到了当时的主编，才真的了解传统报人的辛酸。
从高中开始，调查记者在我心里都是极为崇高的位置。《南方周末》是我每期都要买的报纸。当我知道主编出身于半岛调查记者团的时候，不禁愕然。
在指导我写作的同时，我也从她那里也听到一个个调查记者的故事。比如顶着政治压力爆出某位领导主政青岛时期的豆腐渣工程，村子里的人，挥着报纸喊道“半岛万岁！”；又比如卧底丐帮组织，写出了一份新闻报道，后来却在单位门前被人捅了一刀，踉跄回到办公室；又比如年轻的记者调查某地某村的某个涉黑事件，险些被非法囚禁。
中国第一代调查记者在2000年前后出现，那时候纸媒和深度报道迅速崛起，舆论环境也较宽松，从而形成了一代著名调查记者，比如揭露收容制度的时任《南方都市报》记者陈峰（郭老师上课无数次提起他，他的报道也推动了该项法规的废除）、又比如被誉为“中国揭黑记者第一人”王克勤。
而在2010年后，随着舆论环境逐步收紧，公权力绞杀新闻稿件十分普遍。很多报社的调查团队被解散，调查记者大多转行或者去了别的部门。我们的主编后来也从事书评版的编辑。
真正让调查记者消失的，还有市场原因，由于传统媒体的广告收入急剧下降，也让传统媒体的老板重新审视出稿低、成本高并且风险大的深度调查。出于现实的考虑，他们更愿意做整合类、建设性的深度报道，或者能挣钱，可以弥补广告费流失的内容代运营。
传统媒体记者收入下滑、人才凋零其实也是一个全球化现象。英国国家记者公会曾做过调查：目前英国新入行记者的平均年薪仅为12000-15000英镑，排在吊车司机、管道工人和环卫工人之后；而美国记者的中位数年薪也仅为37813美元，薪资水平介于伐木工人与砌砖工人之间。
而在流量和财富的诱惑之下，记者团队也开始混入大量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变社会公器为敛财手段，虚假新闻、片面报道、新闻敲诈屡见报端。或者干脆自立门户，可以自由“玩耍”，比如公众号的流量之王咪蒙，曾任《南方都市报》主编——一手好文笔，一波好流量，一篇文章即可获利数十万。
为了抢热点，为了拼速度，往往来不及进行深入调查就赶紧发布，有的自媒体甚至自诩深度报道，比如“北美留”。
大部分热点在一个周之内就会走完生命周期。曾经，事件发生一个周之后，往往才是一篇深度报道的发布时间。而在这一个周的时间里，铺天盖地的信息早已经弥漫在整个舆论空间里——观众也学会了，像看电视剧一样，等待事情的反转。
即使如此，在万物皆可娱乐的时代，在一个信息爆炸的后真相时代，在一个态度比真相更吸引眼球的时代。仍有许多记者仍旧像他们的前辈那样，不改新闻人的本色。
03
传媒界，大多是左派的根据地，无论中外。
在1999年1月1日，《南方周末》的新年贺词，时任总编江艺平如此写道：
“没有什么可以把人轻易打动，除了真实。人们有理想但也有幻象，人们得到过安慰也蒙受过羞辱，人们曾经不再相信别人也不再相信自己。好在岁月让我们深知"真"的宝贵——真实、真情、真理，它让我们离开凌空蹈虚的乌托邦险境，认清了虚伪和欺骗。尽管，真实有时让人难堪，但直面真实的民族是成熟的民族，直面真实的人群是成熟的人群。
没有什么可以轻易把人打动，除了正义的号角。当你面对蒙冤无助的弱者，当你面对专横跋扈的恶人，当你面对足以影响人的一生的社会不公，你就明白正义需要多少代价，正义需要多少勇气。
没有什么可以轻易把人打动，除了内心的爱。没有什么可以把人打动，除了前进的脚步……
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
我们也看到，许多传统媒体的记者在转战自媒体之后依旧不改当年本色。爆出长生生物疫苗事件的作者兽爷，曾经就是《南方周末》地产板块调查记者。而留守在传统媒体的记者依旧敢于如同前辈那样“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比如2017年首先报道“刺死辱母案”的《南方周末》记者王瑞峰。
我曾经跟主编聊起职业规划。我说，跟我同一批做文案的人，大部分不是转策划，就是转行了，主要还是钱太少了，毕竟还有家人。我们主编也说，她那一批的人，留下的越来越少。而她，依旧决心当一个“写字的手艺人”。而我，在那次谈话之后的3个月，决定不再以文案作为专职，开始转型。
或许，6日早晨修改定稿的新闻，就是我的职业生涯里，最后一篇新闻。可惜，仍是一篇公关新闻。
最后，祝所有秉持职业素养，坚守在记者岗位，或者曾经坚守的记者老师节日快乐！
